草书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表现力最强、感染力最深的一种书体，它是伴随着书体演变历程而萌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其产生的根源原本是人们实用书写的要求，为了“趋急速”而快速书写，目的是军事文书的传递、佐吏文书奏章的书写以及尺牍往还等的需要，由隶草至章草、今草最后至狂草。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讲在章草阶段尚有文字书写普及实用的作用，如当时许多著名书家如史游、杜度、崔瑗、皇象等都十分注重章草的普及教育，纷纷作“篇”写“章”，这种形式的普及对于草书艺术在东汉的盛行是极具广泛的促进作用的。但到了东晋成熟的今草阶段，可以说草书艺术已逐渐脱离文字实用范畴，而以艺术性、表现性为旨归，如当时的新体草书尚只流行于王、谢、庾、郗几大士人家族以及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圈中，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匠甚至许多下层文人却只能沿用旧体隶楷书，基本上与新兴的行草书无缘。这也是文化史、书体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今草的出现打破了章草书“字字区别”的模式，书写速度大大加快，直至出现连笔现象，即线条有了连贯的运动关系。这固然与晋人尚韵书风有染，但更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标志。今草的出现意味着文人书家在写意抒情，表现一己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情感世界上又迈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正是他真正使今草书完全成熟起来，并形成自己神俊洒脱、超逸放达的个性书风;其子献之更在羲之基础上，大胆革新，“破体”维新，以其“从意适便”、“润色开花”的“一笔书”占尽风流，这无疑是草书书体史上辉煌的时期。至于到了盛唐，楷书艺术的完全成熟标志着书体演变的归结，文人书家们若要再于书体上做文章已没有可能和必要了，而只能在书法风格上标新立异，于是艺术表现力最强烈的狂草出场了，由于它的文字识读程度不高，也促使其完全脱离了实用目的，与字体演变也毫无关系，纯粹成为书家表现个性、追求自我的一种艺术手段。个性书风与单纯追求视觉效应便形成狂草书风赖以生存的两个支点。
当然，正如孔子所说“狂者进取，猖者有所不为也。”狂草书体的出现也与唐代两位划时代的书法前人“颠张狂素”是分不开的，如张旭为人恣性颠逸，不修边幅，嗜酒每每大醉，与李白等人号称“饮中八仙”;怀素身在佛门，却倜傥不拘，在其《食鱼帖》中便直言“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完全是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形象。然而，也正是这两人在中唐浪漫主义时风的影响下，创造出草书艺术的极致——狂草，达到了草书艺术的最高峰，把中国书法抒情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在创作中陷入“迷狂”境界，这可以说是书法高度自觉后的必然产物，也为书法艺术在当今大艺术氛围中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更加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甲骨文时期有草写的痕迹。“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
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100年)，许慎《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